中新社記者 徐雪瑩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不斷吸收中國本土文化思想，逐漸發展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態并作為一種文化力量，持續在不同文化和地區之間搭建橋梁。

　　從隋唐開始，中國逐漸成為向外傳播佛教的重要陣地，為各國文化互鑒發展作出哪些貢獻？佛教融入中國的方式為當今世界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哪些啟示？中外佛教界對于推動世界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促進文化交流、民心相通，能提供哪些認知共識與實踐倡導？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張風雷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上述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歷史上的我國佛教中國化經歷了哪些階段？在中國，佛教如何吸收道家與儒家思想，最終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態？

　　張風雷：佛教在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產生于古代印度，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內地，由此開啟了中國化的歷程。

　　中國佛教研究大家湯用彤先生將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固有文化沖突與融合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佛教剛傳入中國時，“因為看見表面的相同而調和”，這一階段被稱為佛教的方術化階段，中國人對佛教信仰的認識近似于對神仙方術的理解。在思想上，佛教與主張清虛無為的黃老之學相似；在修養方法上，佛教推崇的安般守意與神仙方術呼吸吐納的方法較為接近。

　　在第二階段，當佛教傳播更加深入時，“因為看見不同而沖突”。例如，儒家的正統人士，就批評佛教僧侶“剃除須發，出家修道”違背《孝經》所謂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出家人不娶妻不生子更違背《孟子》所講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種批評意味著外來的佛教與中國本土以“孝悌”為本的核心價值觀念有著嚴重的沖突。再比如，佛教傳入中國之后，為了使不熟悉佛教的中國人更容易了解佛教的概念和思想，在經典的翻譯、講說、闡釋過程中，不得不采用“格義”也就是概念擬配的方式，即用中國人熟悉的儒家、道家、玄學的概念、術語、思想來擬配、解釋佛教的名相和思想，如“涅槃”最早被譯為“無為”、“性空”被譯為“本無”、“無我”被譯為“非身”等，也就是將印度佛教中的專有名詞轉化為中國人能懂的概念術語。這樣一來，儒家、道家、玄學等本土思想文化中一些相近的概念、術語、思想就被引入到佛教中來。這種“格義”的方法，到東晉道安時也引起佛教學者的反思和批評，如道安就認為“先舊格義，于理多違”，他的弟子僧叡也批評“格義迂而乖本”，認為這樣的方法會造成對佛教概念、術語、思想理解的偏差。這種偏差與沖突，在不同文化的接觸碰撞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但在客觀上也促進了外來思想文化與本土思想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第三階段“因再發見真實的相合而調和”。就像前面所講的那樣，佛教在與中國本土思想文化的接觸碰撞中，雖然也有種種差異與沖突(有時甚至是嚴重沖突)，但總體來看，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的主流趨勢和基本規律，仍是努力與中國主流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相適應、相調和，這是我國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特點。例如，以《牟子理惑論》等為代表的佛教護教文獻，在面對佛教出家修道違背儒家孝道的責難時，并不刻意強調佛教與中國本土思想文化的差異，而是以“泰伯祝發文身，孔子稱其為至德”等典故，極力論證佛教不僅未與以儒、道為代表的中國本土的核心價值觀相違背，而且是以中國古代圣人也采用的類似行為方式來踐行中國本土價值觀，論述佛教是在更高維度實現對孝道的遵循，即以儒家認可的古代圣人言行闡述差異的合理性，從而化解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矛盾和沖突。此外，在政教關系上，佛教也逐漸清醒地認識到“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認同中國國家政權逐漸成為定制。

　　實際上，我國佛教中國化的這些階段之間并非截然劃分，整體是一個漸進發展、不斷沖突與調和的過程。中國僧人在接觸佛教之前就對儒家、道家等思想比較熟悉，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帶有中國文化色彩。很多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后逐漸吸收中國文化，也適應了孝道等中國本土主流價值觀。

　　中新社記者：從隋唐開始，中國逐漸成為向外傳播佛教的重要陣地。千余年來，中國人將佛教傳播到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等地，為各國文化交流互鑒作出了怎樣的貢獻？

　　張風雷：文化的交流互鑒是雙向的。佛教傳到中國也絕不只是單向輸入。早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就開始從中國傳到日本、朝鮮半島等地，到唐代逐漸發展為有建制、成規模的交流，以鑒真東渡為代表。

　　追根溯源，日本、朝鮮半島的主要佛教宗派大都源自中國。這些佛教宗派傳入后，深刻影響了當地的政治、文化、藝術，在書法、建筑、茶道、服裝等方面影響非常深遠。晚明時期，隱元禪師應邀東渡日本弘法，開創了日本禪宗三大宗派之一的黃檗宗。如今，中國福建黃檗山仍跟日本佛教界保持著非常密切的交流，這個法脈是沒有斷的。

　　總體上，中國的影響起主導地位，但有時我們也從中受益。例如中國流失的不少佛教典籍得以從日本或朝鮮半島找回，對我們的宗派接續也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佛教不僅從印度和西域傳入中國，也形成了傳播的回流。玄奘法師既將佛經翻譯到中國，也把中國的《道德經》等經典翻譯到印度。據研究，歷史上還存在中國人撰寫的“偽經”，大量吸收陰陽五行和道教思想，回流到西域或印度后，又被翻譯到中國。

　　中新社記者：佛教融入中國的歷史，為當今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發展提供了哪些啟示？

　　張風雷：佛教在兩漢之際、公元前后初傳入中國內地，不間斷地持續傳入中國則在二世紀中葉以后，此時印度和西域的部派佛教正繼續發展，大乘佛教也蓬勃興起。這一時期中國本土經學十分發達，稍后玄學也開始日益興盛。當體量、規模、成熟度相當的異質文化接觸碰撞時，就會產生沖突與會通并行的局面。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總體以和平方式展開，一方面與佛教自身在文化心理上并不謀求主導地位有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像中道等佛教基本精神，早期主要是以批判性為主，到了中國后逐漸吸收儒家等思想文化，發展成中道圓融精神，更加提倡包容，從而為人類文化交流互鑒提供了更多啟發借鑒。

　　盡管當今出現了逆全球化等潮流，但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不會更改。文化交流互鑒以和平方式進行，前提是和平的發展環境。只有全球秉持命運共同體理念，多元合作、共同發展，文化才會以和平的方式、以包容的心態交流互鑒。

　　中新社記者：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中外佛教界對于推動世界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促進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積極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能提供哪些認知共識與實踐倡導？

　　張風雷：佛教文化理念，特別是中國佛教很多基本理念，都以“緣起”思想為基礎，即任何事物都是有條件的，而非獨立自在的，這一思想本身就包含了和合共生的意蘊。佛教到了中國，由“破”轉為以“立”為主，更具包容性、圓融性，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歷史發展的方向由合力構成，當我們朝著和合共生形成共識、共同努力，人類歷史發展或許就向和平包容的方向多走一些，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文化同行也是一個重要力量。作為民間交流的一部分，學界交流為構建文化共同體奠定了學理基礎。歷史上中日韓三國之間的佛教、儒家、道教等文化互動，實際上形成了以中國文化為底色、中日韓各有特點的文化共同體。這一共同的東亞文化基礎，為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堅實歷史底蘊。(完)

　　受訪者簡介：

　　張風雷，第十二、十三、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哲學院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首屆宗教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兼任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理事、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理事等。專業研究方向為佛教與中國傳統哲學，尤其致力于中國佛教天臺宗和魏晉南北朝佛教思想研究，撰有《智顗評傳》《智顗佛教哲學述評》等學術著作，主編《宗教研究》學術輯刊。主持“中日佛學會議”“中日韓佛教學術會議”“海峽兩岸宗教學論壇”等。